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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2006-06-30
上午10时开始从雁石坪镇出发。约走了10公里之后，在路边的一座白塔旁边我们就离开青藏公路，向一片退化的高原草甸试探前进。从没有人没有路的地方行进。
沿途都是半荒漠化的高原，只有成片成片的老鼠洞，没有成片的草地。更让人难受的是，沿途近百公里的地方，方圆也有几十平方公里，我们没有发现一只野生动物，更不用说长年生活在这里的藏羚羊了。听杨欣说，他84年来时，发现了最大的一群藏羚羊有11只，93年进来时，发现了一群有4只，现在则一只也没有了。草地上也很难找到动物的粪便。只是偶尔零星地发现少量的一点点牛粪，那是放牧走过留下的。
给我们开车的一个藏族师傅叫仁真多杰，约有50岁，他是这里的藏人，家里有500多只羊，100多只牛。他的车开得好。据说只学过17天，但已开了10多年，先开大车，后开小车，现在则买了北京“金旋风”吉普车自己玩。他很乐观，经常唱起不知名的歌，车子开得好极了。在草地上他一次也没有陷进去，倒是其他的车走不了，他就跑上去帮忙。他的乐以忘忧真的使我深受感染。这么宽广的高原，这么辽阔的天空，让人真有一种地阔天空，宠辱皆忘的达观态度。
但是，我仍然不能理解象仁真多杰这样的牧民的快乐。牧民们的生活，在我们看来是艰苦的，没有固定的住处，到处搭帐篷，这里每晚都下雪，风大得很，所以我们可能一天也过不了，但他们并没有痛苦的表情和抱怨，他们几乎总在唱歌。有时搭上过路的汽车去小镇上买点东西，甚至找司机要一点汽油在家用于照明和点火。但是他们的精神是快乐的，有寄托的，不论大小，几乎所有的藏民都去过拉萨，不论贫穷，不论远近。这种信仰让你不可思议。
走了约12个小时，到晚8:30，我们被一条河拦住了去路，雪山就在眼前，大家决定在这里宿营。中途看到了一点冰河，这说明冰河退缩得厉害，原来这里可能就是冰河、冰川的所在地。
大家开始搭帐篷了。我与刘鹏在车里用卫星电话打电话。
我是第一次在野地里住帐篷，感到挺有趣。但很快我不能适应这里的海拔，这里用GPS测定有5400米高。据杨欣说：“到过这里的人只有不到300百人。”约10时左右，我觉得头痛得受不了，就去找我带的阿斯匹林吃，先找汽车司机从后箱里拿出手电筒，然后顺手把装毛巾和日用品的袋子甩进我的帐篷，然后打着手电筒在汽车上找药，找遍了，搜遍了衣服也未找到。人已经感到很累了，头越来越痛，实在是受不了了。这时有人叫开饭了，说是煮好方便面和青菜，我想喝点热汤可能好一些，就挣扎着拿着碗到大帐篷盛面汤，然后端着回到我自己的帐篷，刚吃了两口，手就没力气，钢碗往地上掉，我只好往旁边一躺，糊糊迷迷快要晕了，我的手摸到了我自己的背袋，我想起里面有氧气，我就很快拿出了小氧气瓶，然后失去了知觉。约20分钟后，我才醒过来，我口里含着氧气。这时徐冶回来了，见我含着氧气，就说：“你不舒服，为什么不喊人？”我说：“喊了，但没有出声。”他说：“我与小韩铺床，你站在外边吸，不要干活了。”铺床很麻烦的，先要铺上气垫，然后铺上被子和睡袋，他俩把一条被子当成三个人的枕头，一条盖在脚上，另一条盖在中间。让我睡中间。我站起来继续吸氧，约吸了10分钟才吸完。按照买氧气时服务员的介绍，一瓶氧气可吸40分钟，据此推算，我至少昏迷了20分钟，想起来真的可怕。
想不到这几瓶无意中带上的氧气救了我们的命。我从武汉出发时，家里人都认为这次去无人区有危险。哥哥和姐夫从罗田县到武汉来送我。哥哥对我说：“你一定要偷偷地藏一点巧克力和水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叫我做这样无聊的事。”他说：“我在部队训练时，曾偷着多带了一壶水，结果救了一个战士的命，受到全军的表扬。可见，只要这个水发挥了作用，救了别人或自己，偷着带也是高尚的。”这一段话倒是引起了我的注意，可是我们在格尔木准备了那么多水和食品，大车一直跟着我们，我想我没有必要私带水和食品。就没有这样做。但是在6月2日上午我去格尔木宾馆商务中心传照片时，发现桌子上摆着一种小氧气瓶，大约只有灭虫剂瓶那么大，我问服务员：“里面有氧吗？”“有，可以吸40分钟。”“卖吗？”“卖，35元一瓶。”我告诉她我是光明日报记者，去长江源头采访的。服务员决定优惠，一瓶只收30元。我就买了4瓶共120元。没想到却救了我的命。
第二天早上，我收拾东西时，发现昨晚吸过的氧气瓶，一看有吸管，接头，开关、出气口等，要完整准确地接上并吸出气，还挺复杂的。我拿给大家看，大家对我在黑暗中，昏迷中能够准确地、迅速地接上这么复杂的吸管并吸上气，感到非常惊讶。他们说：“一定是格拉丹冬这个中华民族的父亲山在保佑你。”在此，我倒是想向世界上所有生产氧气瓶厂建议：一定要简单易吸，最好一个动作就能吸上氧。比如开关设在吸气孔上，只要含住吸气孔后，用手轻轻一拨吸气管上出气孔的接头就能吸。如果有这样的氧气瓶，肯定畅销全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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